未来，已经饱和的世界经济给亚洲各国带来了空前的经济萧条。有一个国家彻底崩溃了，完全失业率超过了15%，一千万失业者遍及全国各地。失去了生存自信的大人们开始威胁待成年正青春的孩子们。全国有80万儿童、学生拒绝上学。学校内的教师又受到学生的暴力攻击，殉职者人数高达1200人。整个未来社会是一团乱糟糟，隔阂和仇视横亘在他们之间。如何是好，如何解决，就在这个时候，一条新的法律（GAME）出台了。那就是B．R．法（Battle Royale法案），即定期组织一群学生在军队和政府当局的逼迫下，参与为期三天的“大逃杀”。他们获派粮食和各式凶器，要互相残杀、只准一人生还。如果在结束前有两人以上生存，那么他们脖子上的项环将爆炸。这规则是残酷阴险和不怀好意的，每年消灭一个班级自然不是单纯为减少就业压力。从开始介绍游戏规则的镜头可以看到官方网站的运作，但是又没有全程摄影跟随，自然不是“真人秀”那么嬉皮和轻松。

　　这个班级原来的班主任是北野武，他在学校里被学生整蛊，回到家又没有温情，是个失败的中年人。当他们去毕业旅游时，他再度出现了，告诉他的学生们，你们被选中了，没有退出的可能，并且有两个转来的学生，一个是疯狂的游戏爱好者，一个是前年的幸运儿，后者之所以重新参与是因为当局的逼迫，当然他自己也要寻找一个谜底。北野武为确立游戏的权威和真实，杀鸡给猴看他杀死了两个人－－第一个是说悄悄话的女生，他一飞刀就结果了，似乎比传说中的李寻欢还要抽风。第二个是曾经刺伤他屁股的男生，他启动了按钮，血肉模糊当即气断。接下来分配整备，除基本物品一致外，武器是不同的，也是不可知的。再以后，杀戮就开始了。

　　四十个人，只能有一个活口，其实这活口注定还要参加以后的游戏，也就是说最终解释权和绝对权完全在当局手里，参加游戏的少年将没有任何机会回到正常的生活中，没有机会成为大人。人的生命终结只有四种方式：自杀、他杀、意外、自然死亡。在这个游戏中，他们的机会就是他人的死亡。既然这规则是对民主的藐视，既然这现状是存在主义的，既然这条通往生的路是狭隘的，那么他们只能有自己的选择，完全个人的、自我的、利己的选择，于是有六人自杀，三十二人他杀，噢，还剩下两个。对，就是两个，他们逃脱了，成为成人世界的无身份的人，被现实秩序通缉。

　　还是让我们回到这充满血腥的孤岛中来吧，任何规则都可以被遵守，可以消极对抗，同时也会有漏洞。他们获得的武器千差万别，有折扇，有望远镜，有冲锋枪，有卫星定位仪，有锅盖，有镰刀，有手枪，有弓箭，等等等等。这没有什么好抱怨的，正如每个人的人生起点、转折点都不会相同，有些是命运捉弄造化弄人，有些则是自己的选择，未来都是自己走出来的，最基本的他们在开始的时候都有可以选择的余地，是团结一致寻求解决、是争取那最后的名额。他们是同学，那么还有友谊、爱情、信任。我想如果我在场的话，我不会知道自己究竟会怎么做？“其实我不想杀人，只是不愿意坐以待毙。”那么，我会去杀人。“我爱你，我想我们应该一起。”我会去尝试。然而当广播中同学的名字一再被宣告，我知道，一切都不是那么简单的。对规则厌倦对爱报有真诚的恋人可以去殉情；本来有信任的人，可以因为误会而惨杀；因为嫉妒、诱惑、缺乏沟通，可以杀－－这过程中，有多少美丽的容颜清脆的笑语消失了，尚未收拾好心情的幸存者很快又成为广播中的名字。导演将这细节展现地清清楚楚细致入微，迸裂的鲜血、抖动的躯体、苍茫的大海、空荡的蓝天、茫然的眼神、静寂的空间、阴森的树林、困惑的武器、乏力的北野，都在寓示这个一个坠落的游戏，结束的时候没有胜利者。当还剩下八个人的时候，电影即将收工，兽性能否战胜人性？爱情、友谊和信任有无答案？规则本身能否被攻克？代表恶制度的老师能否被消灭？杀人如麻的光子被业务能力更强的暴徒杀死，说明靠杀死比自己弱的人的途径走不通。搞定控制系统的电脑天才也被意外出现的暴徒干掉，说明忽视外界势力单纯靠文雅地与系统较劲也行不通。这暴徒又被最后的三人小组击毙，他们却违反了不使用暴力的约定。这三人是中川典子、七原秋也、川田－－他是医生、厨师和渔民的儿子。使他们坚持到底的原因很简单，就是在极端环境中相互信任、坦诚相待、无私交流。

　　这时候，他们面对的是北野老师，他是一个寂寞、麻木、颓唐、无望的人，既定制度的执行人和刚毅的监督者。虽然他也曾经越过了规则帮助了中川典子，其实在演员亲自手绘的卡通画上只有她生存下来，她是那么的高洁，周围却遍是残肢流血的同学。他的心早已经冷寂成灰，只等待某一个时刻，死去。于是他会用喷水枪诱导他们杀死自己，他倒是潇洒异常的完蛋了。不过在死后，他又令人难以置信地爬起来接听了一个电话，枪毙了手机，再从容地留下一条规则外的生路。这个镜头是超现实的，也许是象征他把些许希望给予了他们，他们毕竟是未来。
　　“因为从小父母教我要为国捐躯，但没有人告诉为何15岁的我要这样做。”导演对构思本片的动机作如是说。这解释有力度，直指问题的要害。威权体制总是不解释，不互动，政策往往是就像天上的乌云一样难以琢磨。他在影片中使用了许多经典名曲，在《蓝色多瑙河》里宣布死亡，在《运动员进行曲》进行屠杀，这应该是日本岛国心理的糅合变奏，日本人因为国土的狭小和人口的众多，民族生存危机感特别强烈，于是他们近似疯狂的学习外来优秀文化，中世纪是学习大唐，近代是学习西方，现代是侵略扩张，当代再退回来，折磨幻想式的竞争压力和民族自欺的空间局促，日趋精致和细化的生活，高强度和密节奏的工作，他们的思维愈加地倾向于极端，行事也迅速地实施，盲从的大众心理，趣味的一致性，于是菊花、樱花、茶道、剑与酒是一代人的娱乐，染发、快舞、反叛、暴力、不在乎、无目的的享乐是新一代人的嗜好，代沟不可避免的出现。这电影当然是抽象的、概念化的，我们没有必要和日本的国民劣根性较真，张力十足的暴力和残酷只是导演思考的一种方式，我们知道他是亲身参加过二战的，大约这是他到73岁（多么有说法的年龄！）拍摄如此电影的原因之一。他的电影，促使我们思考人性在极端环境下、在苛刻规则下的生存可能，唉，明朝的大臣趴在午门前被廷杖是多么的幸福啊！也许，能够追问为什么也是一种勇敢！！希望我们都能够有这份勇气！！！


附录：中国历史上的残酷

　　就在辉煌的秦帝国缔造和毁灭的前后，古代中国至少就有三次几十万人的坑杀，在长平白起对赵国的降卒，在咸阳始皇帝对修建阿房宫的工匠，在巨鹿项羽对章邯部队的降卒；北朝时期的高氏和宇文氏的几个暴君的荒淫无耻，达到难以想象的地步；黄巢的军队转战南北，粮食却是腊干的人肉；朱元璋朱允炆朱棣对政敌的惨痛杀戮，朱由检对大忠臣袁崇焕的凌迟（老百姓甚至于食其肉），张献忠几乎清空四川，满洲入关后制造嘉定三屠扬州十日，太平军发明了点天灯，三年困难时期的凋敝天下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红卫兵、造反派们的狠辣手段，难道这些都称不上变态和残忍？！枉然有太多的不公平和非人道的存在，而不敢正视不让表述也是种制度化的罪过。和日本相比，中国多的是群体对群体的屠戮，然而第一个执行的群体又是松散的、不确定的，个人轻易地就能够从看的一方脱落到被看的一方。这部电影使我想起三十年代的洪湖，肃反的阴影笼罩着每个根据地的战士，任何人随时都可以被指认为特务，同时任何人也可以指认他人，当然这不需要证据。然后嫌疑人被枪决、勒死、坑杀、溺毙，这些虽然不是直接杀人，但是和《大逃杀》也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。据张国涛回忆整个苏区只剩下四个党员，而在冤死的人当中最著名的便是毛泽东那首《蝶恋花·答李淑一》中的“我失骄杨君失柳”，柳就是柳直苟，不过他的真正死因直到上世纪末才被公开。我写这些，本意不是揭露中国（俄罗斯、意大利、德意志、法兰西、西班牙、英格兰等国家也能轻易地列出）的过去，而是想说明任何民族都有其残酷的历史，我们不应该遗忘。相对于外国，我们缺失的更多的不是资料发掘的困难，而是奴性的延续，自明清以来，专制政体高度发达，国人的膝盖便日渐弯曲直至匍匐在地，最高峰当然是1960－1970年代，天地间只有一个人在思考，无数的有知识的人和无知识的人都颠狂地呐喊，一再从复同一个强调，唾面自干的民族是没有权利说其他民族变态的。无可争辩，日本人对中国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，现在有相当一部分日本人对历史的态度是恶劣的，而也有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对历史的认识是漠然的，我们是多么善忘啊。

　　（多余的废话：小孩子在被欺负的时候，往往会诅咒他人倒霉，大人又何尝不是，天打五雷轰也是极平常的说法。中国人习惯在脑海里演习这些妄想；有时候我又想，如果哪个导演用自然主义的手法重新拍摄武松和李逵的故事，是不是也很血腥呢？）.